那留在千年古镇上的斑驳

——记在余家祠堂里的时光

来源:江西网络广播电视台 编辑:徐梦琦 发布: 2018-09-03 14:39

在我们上泸,不是所有的路都通往外面的世界,但一定会通往“余家祠堂”。祠堂是另一种庇佑人的庙宇,它聚合了先者的愿望,也寄予了生者的期盼。在关于故土、家园的若干词条中,我对“古祠”几乎是入迷的。因为古祠是家族的组成部分,也是外延拓展。也许很多“古祠”给人笼罩、封闭,阴森的感觉,但余家祠堂透着关怀、眺望、等待的温暖。我对它还是心存膜拜的。因为这祠堂留有我童年的回忆,刻有我成长的印记。

上泸镇享有“千年古镇”之称,余家祠堂便是这古镇凝固的地域文化。余氏祠堂位于上泸镇上泸畈中心地带,是一座坐北朝南,规模宏大的明清古建筑。祠堂建筑占地1536平方米,分堂前和堂内两部分。堂前檐廊为六根粗大木柱;祠内为三进式平面布局,即前、中、后堂。一进为青石板砌筑大天井,两侧厢房。二进的中堂前两侧有小天井,中堂悬挂清乾隆四十四年(1779年)王大坚题“东南华阀”木匾;孙中山先生贺东阁先生六十寿辰“寿考维祺”木匾;明正德十三年(1518年)费宏题“学识超诣”木匾。三进后堂门楣为清咸丰六年(1856年)张思镗题“德崇台辅”木匾。后堂祭祖先龛正上方铭明正德十三年(1518年)夏尚朴题“识高千古”木匾。

原本这个神圣的宗祠与我陈姓之女无多大的关系,因为宗祠本是余氏宗族供养祖先,传承余姓文明的地方。因当年被政府征用建为学校,政府为了不破坏原址古物,后来的上泸中心小学就依着古祠堂扩建,祠堂也就成了学校的礼堂和余氏家族举行活动共同的场所。而我婶婶就姓余,且是余氏家族中的大支脉,有宗祠活动都可以去参加。我又是婶婶的宝,所以自然与这个神圣的地方有着剪不断的缘份。

那是1979年的夏天,泸溪河边水田里的稻花像往常一样,翻着跟斗传来成捆成捆的香气。而我就是在这香气里,伴着凌晨的白露,来到这千年古镇一个清贫的农民之家。在家中虽排行老大,但我没有感受到长孙的优渥,因为我是个女孩。(爷爷有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)妈妈当时是民办老师,白天上班,晚上扫盲,所以我的童年里没有妈妈抱着我唱摇篮曲的回忆;没有爸爸把我举过头顶玩耍的场景(爸爸在外地工作),幸运地是我奶奶爱我,我婶婶疼惜我。婶陪我唱《闪闪红星》,奶奶跟我讲《白毛女》。妈妈在我心中只是生我的,只有婶婶才是养我的,婶婶就是我的娘。

婶娘虽没有倾国倾城之貌。但在我眼里,婶娘集合了当年所有农村姑娘的美貌与淳朴;纤瘦的身材却很健康,眼睛里永远装满的都是温柔;说话不快,但话语中总是浓浓的关怀。虽出自大姓家庭,嫁给叔时带了三大件(缝纫机、凤凰牌自行车、收音机)的嫁妆,但从来没有显出任何的骄傲。婶娘似乎永远都没有脾气,她可以让我在她刚浆洗过的床单上印上黑手印,可以放纵我在她刚入睡的脸上涂满牙膏,甚至可以任意我把中午要烧的饭菜拿出去过家家......我就是可以肆无忌惮。

我婶本已有和我一般大的儿子,但却格外地疼我,我婶就把我和堂弟一并带。外人不知道,还以为我婶生了双胞胎。早晨我婶把我装在竹篮里和衣服一并挑到泸溪河去,我便躺在竹篮里听叮咚的水声,听妇女们说说东家里长,西家婆短;就着那古老的青石板甜甜地睡去。白天我婶就背着我牵着堂弟(堂弟自会走路我婶娘就没抱过他,因为撒娇的我永远黏在婶娘的身上),来到那座古墙因风雨侵蚀已由洁白色成灰色,那门板因岁月变迁已成浆色的余家祠堂玩耍。

小时候我还不会走路,只要婶娘一走到祠堂门前那长满青苔的石鼓前,我就嚎啕大哭。这时婶娘就会慢慢地从口袋里摸出一块柿饼,让我坐在石凳前甜嘴,忘却恐惧;我也会像小大人一样端坐,似乎能听懂老人们在讲述祠堂中堂阁楼上昨晚又出现过上吊女鬼,说某某天祠堂天井出现过棺材印,老人们念叨着谁谁家又被应验了......于是等到柿饼吃完,我又哭得不成人形。但婶娘这时候却从不对我的哭声安慰,而是几乎每天定时会让我去祠堂接受这样的洗礼。当时的我是无法理解:本是那么心疼我的娘为何如此狠心。渐渐地我不再拒绝进入祠堂,但永远不离开婶娘的视线,从来不去天井,更不会上阁楼。到我上小学之后,也不会单独一个人到礼堂,连祠堂弄堂里的厕所也不去上,祠堂的古老成了止步的最好理由。

祠堂迎来送往,矗立在镇里经历了风雨,洗净了铅华。就像一位慈祥的千年老人,包容着余家人以外的所有古镇人。学校里的大小活动在礼堂里举办,小镇上家家的流水宴席在祠堂进行,余家子孙的迎亲嫁妻送丧红白喜事在这里见证。这时胆怯的我竟也企盼进入这古镇的天堂。

1989年,那年我十岁。我婶娘家迎娶了最后一个儿媳妇进门。我婶娘最小的一个弟弟(我随堂弟叫舅),他有着改革开放初期小帅伙该有的特征:穿着喇叭裤,梳着三七分的头。他是余家的荣光,因为舅是镇里唯一一个开班车的司机。血脉的依连,表舅对我也很优待。(很长一段时间里,暑假去外婆家,我妈就直接把我放在舅的班车上,像寄包裹一样被寄到外婆家的路口,由我亲舅把我接走。)那一年,舅娶媳妇的排场是我当年见过镇里最大的。我舅妈是坐花轿来的,接亲的人挑着红漆油光的木箱(两担),抬着花轿,吹吹打打,走了五里路,到余家祠堂已经是上灯时分了。余家祠堂七公房房长在厅堂证婚喝彩:

礼起——

良辰美景结新婚,两姓姻缘连地枝。余家大人福气好,福禄寿喜传子孙。

礼起——

结拜天地在厅堂,诸位客官闹新房。郎才女貌百年好,逢春子孙满堂跑。

第二天侍新娘,吃大餐。大餐前,有一个开箱礼。两只大红的木箱,抬到两张八仙桌拼起来的大桌上,木箱用红纸贴了×型的封条。由长房媳妇把木箱打开,最上层有一个红纸包起来的开箱礼,那是给长房媳妇的。下面是两排布鞋,分给家里的兄弟姐妹一人一双。鞋子下面是衣物,衣物下面藏着两个柚子。柚子要抢起来吃,寓意多子多孙,接着就是新娘撒糖(以前跟婶出去喝喜酒,东家撒的基本是红纸包起来的冰糖屑,但孩子们还是抢着不亦乐乎。农村人家兄弟姐妹多,家里很少有零嘴吃,如若有一样可以动嘴的,孩子们都高兴地像过年),但婶娘家娶媳妇用的是水果糖,红、黄、橙颜色包装好的水果糖撒向祠堂的上空,就像一道彩虹,深深地印入了我幼时的记忆里。

在农村,做房子是大事,需要准备几年,甚至是几十年。木料、石头、粮食、菜蔬、工具、劳力、钱币都不可或缺。等到一切准备得差不多了,就会请来地仙,看了风水,打下木桩,再请来石匠、木匠下地基。下地基,动土了,放鞭炮,再到祠堂去祭祖,算是告知祖宗咱也光宗耀祖了。等到房子落成了之后,东家就会选吉日,在祠堂办落成礼;祠堂天井便会搭好柱子、架上横板,扎起红布。木匠师傅爬上柱子,骑马一样坐在横板上,抛撒馒头,边抛撒边喝彩。师傅喝彩一句,下面抢馒头的人“好”地应和一句,馒头抢得越快,彩头越好。有时日逢下雨,馒头落在泥地上,全是泥浆;孩子们也一样捡拾起来,在衣袖上抹一下,立马塞进嘴巴吃掉;礼毕男子们会一直和被宴请的亲友乡邻喝酒,划拳声一直到深夜。

春去秋来,泸溪河水涨了又退,后山原来的小杉树也长成了粗壮的大树。小镇里的男人女人们过着简单又重复的生活。这里的人很勤劳,但他们也会疲倦,会突然了悟:苟活是一种大智慧。于是买了寿枋,寂静地等待自己倒下的那一天。不管是寿枋还是棺材,都要入祠堂。寿枋放的是平静、广阔;棺材停放就是悲怆和悔恨。但祠堂停放的棺材一定是老人和有尊贵身份的人。孩童或年轻人夭折是进不了祠堂,只能停在路口出殡。

十三岁那年的春天似乎格外长,雨水绵绵。古镇通往外界的公路也因为这细细雨丝无法施工。让这个早年就要离开婶娘去皂头中学读初中的我,想回趟家都不容易。婶娘就在舅结婚后不久突然病倒,到处寻医用光所有积蓄,不但没有好转,反而越来越严重。最后离开我们的时候就像一只猴子,连寿衣都穿不上。婶娘是在村口泡桐凋敝,屋后棕树布满无助秋黄的时候走的。走的很不甘心,因为在外求学的我,她未能见上最后一面。我连滚带爬地在泥浆上奔跑,可还是没赶上婶娘哀怜的最后一眼;我哭成泪人却再也唤不回我的婶娘,但只求余家长房爷爷给我婶娘进祠堂的机会(家人抱着我,不让我去摸婶娘身上最后的温度)。最后在年迈奶奶的协调下,婶娘还只是能进外堂。我知道婶娘不甘心的不仅仅是因为我,而是叹息她自己走的太快,走的太年轻,没有了最后的尊严。那一夜我守着婶娘的灵堂,不再害怕祠堂的“脏”东西,不再恐惧祠堂的森严。那一夜我终于懂得婶娘为什么会在我幼时每日抱我去祠堂的行为:因为那里是她的荣光,是她对家族的留恋,是对祠堂的信仰,更是她最后的尊严。

就是这样一个神圣的宗祠养育了我,陪伴着我;也就是这样的院子,成了我的童年游乐场,成了我的启蒙受教基地;也是这样的故园,让敬爱的人慢慢老去,也埋葬了我在那里的青春。

故乡之所谓故乡,是因为故物里,有灵魂在坚守,让我热泪盈眶:每一件故物里都住着一个故人,每一件故物里都凝固了逝去的光阴,而我留在古镇里只剩——斑驳。

作者:上饶县中学 陈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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